从公元前14年，维特鲁威提出的“坚固、实用、美观”的三原则，到1950年代新中国成立之初提出“实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至2016年初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正式提出了“适用、经济、绿色、美观”的八字方针，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文艺座谈会上提出不要搞“奇奇怪怪的建筑”。

在快速城镇化的当下，对八字方针该如何解读，什么样的建筑是好建筑？怎样定义“奇奇怪怪的建筑”、“奇奇怪怪的建筑”因何而生？建筑师该如何落实八字方针，如何处理建筑与城市的关系？怎样为城市而设计……

面对以上种种问题，《H+A华建筑》邀请来自高校教育、科研、学会、设计实践等相关领域的专家一同讨论。我院校友中南建筑设计院副总建筑师李春舫应《H+A华建筑》邀请为大家分享他的深刻见解。

李春舫

中南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建筑师

1986年毕业于天津大学建筑系，获工学学士学位

1986年至今任职于中南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回到常识，回归理性

——对“适用、经济、绿色、美观”建筑方针的再认识

【 从“雅典宪章”到“北京宪章”】

1933年的“雅典宪章”，以及1977年的“马丘比丘宪章”，以传统建筑学观念，对20世纪建筑学历程进行了思考和总结。新旧世纪之交的1999年，“北京宣言”则以广义建筑学观念对21世纪建筑学的发展进行展望和探索。在关键的历史时刻，“北京宪章”以东方哲学和文化为底蕴，所提出的行动纲领，如迷雾中的灯塔，为中国建筑指明了可持续发展的方向。然而，“北京宪章”之后，在21世纪已经过去的15年里，在中国经济创造奇迹的历程中，中国建筑依然在混沌中挣扎徘徊，甚至朝着迷失的方向一路狂奔！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80多年前，现代建筑最伟大的思想家和先驱柯布·西耶曾经描绘过他心中的“理想国”城市：“新城市的人口密度大约是原来的3到6倍，它提升了土地的价值。在城市中，行人与车辆永远不会彼此交叉，地面完全留给行人使用。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街道’彻底消失了。各种各样的运动设施出现在人们的家门口，出现在公园中。整个城市一片绿意，这是名副其实的绿色城市。”（摘自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年5月第一版《光辉城市》第90页）理想终归是理想。在柯布·西耶看来，城市化的原罪与资本运行之间，存在着狼狈为奸的直接关联：通过持续制造扩大城乡差别，哄抬城市土地价格；生产“无用的消费品”，以提升人类个体内心的欲望；用信贷机制促进流通和再生产，达到刺激消费的目的；在消费的刺激下鼓励浪费，生产更多的“无用的消费品”，再通过广告促销等手段刺激增加更多的购买欲。如此循环往复，直到将有限的资源消耗殆尽。伟大的预言家！看看近20年来中国城市发展历程，看看我们今天的城市现状，真可谓一针见血。城市无度扩张、反复重复建设造成的严重后果，在中国是通过所谓“城市化”而产生的。先是“城市化”，然后是“新农村建设”，现在叫“新型城镇化”，每一次的国家政策名称，起码在字眼上还是有所区别的。但一到地方政府就没什么区别了，直接演变成地方政府驾轻就熟的“土地经济”。长期依赖“土地经济”的结果，便是反反复复的低水平的造城运动，由此带来了普遍的“城市病”：无序发展野蛮生长的城市、重复建设功能紊乱的城市、互相模仿千城一面的城市、资源高度集中环境严重破坏的城市……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主题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有着150年悠久历史的世博会，第一次以“城市”为主题。发出这样的信息，是中国面对日益严重的城市问题的务实明智之举，也可能是我们在被动之下的本能反应。也许我们开始意识到，我们的城市出了大问题，城市生活还不够美好。甚至可以说，城市越来越不宜于我们生活了。背后真相的确如此：“全球化”消解了中国建筑文化；“城市化”正在消灭地域文化。这两把利刃，由于我们使用不当，对中国城市和建筑造成了严重伤害，并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为城市而设计】

“为城市而设计”，很突然地成为2015年度中国建筑界的一个热词。多个以“为城市而设计”为主题的论坛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似乎成为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建筑师们群情激昂，各抒己见，指点江山，热闹非凡。如果站在城市管理的角度看，这其实只是建筑师们的自娱自乐活动，最多也只能算是隔靴搔痒或望梅止渴。因为城市与重要公共建筑设计的话语权从来都不曾真正掌握在中国本土建筑师手里。（想当年，即便是梁思成这样的大家，面对古老的北京城，又能如何？在残酷现实面前，也只能是痛心疾首地哭一场。）而城市设计则是一门复杂、庞大的系统科学，管理者不重视，中国建筑师没有兴趣没有时间也没用能力以此为学术目标，那么，我们如何“为城市而设计”？！也许能实现的目标，不过是“为人而设计”。这可是一个大时代，一个急功近利的大时代！我们只争朝夕，大拆大建，争创“大城市”、“大都市”、“中心城市”、“超级城市”；我们不关心未来，也无暇反思过去，我们等不及伤口愈合就会忘了痛；我们甚至把建筑的现代化当作城市的现代化，产生认知上的误区；我们认识不到城市的复杂性与矛盾性，我们甚至不会思考城市的容量问题、资源过度集中的严重后果等等这一切决定城市命运的关键因素。

【当代中国建筑现象：奇奇怪怪的建筑】

建筑审美看起来是一个美学问题，其实是一种文化现象，与政治、经济、哲学是分不开的。中国当代建筑“标新立异”的恶俗，是一种必然的文化现象，有其真实的社会基础：本土文化自信的缺失。吴良镛先生身上，体现着老一辈建筑师的良知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吴先生起草的《北京宪章》，强调回归“基本原则”，对迷醉与茫然之中的中国建筑，是一剂良药。可是，巨大惯性之下的中国建筑，并没有出现“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转变，依然在迷途上前行。面对中国建筑乱象，吴先生教导我们：“中国建筑师必须明确：建筑形式的精神要义在于植根于文化传统”。吴先生也尖锐地指出：“在西方往往只是书本、杂志或展览会上出现的畸形建筑，现在在北京及其他少数大城市真正地盖起来了。畸形建筑结构动辄多花费十亿、十几亿、几十亿，中国是不是已经成了最大的建筑浪费国家”？吴先生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这些建筑将成为时代的伤痕，永远记录下我们的伤痛”。在我看来，库哈斯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建筑师，而是一个时刻充满亢奋情绪的艺术家。他特别擅长于用激烈的、鲜明的语言来表达其模糊不清、似是而非的思想和主张，极具诱惑力。库哈斯采用“多元化”、“不确定”来看待现代城市，漠视传统与文脉，高举“广普城市”的大旗，抛开历史面对未来。他甚至认为能用“大”来化解一切矛盾！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库哈斯的著作《S,M,L,XL》与建筑设计作品CCTV总部大楼横空出世，震惊世界。不得不承认，库哈斯是一个敏锐的思想家，有着非凡的洞察力和直觉。他曾经在一次访谈中说道：“这一建筑（CCTV总部大楼）也许是中国人无法想象，但是确实只有中国人才能建造。”多么精明的判断！他也曾说：“摩天大楼拔地而起，想象力轰然倒塌。”这让人联想到多年前在中国也有那么一句流行语：“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库哈斯的“CCTV总部大楼”是注定要出现的，是历史必然的选择，没有偶然。因为，它契合了当时中国的主流价值观，迎合了一种按捺不住的集体欲望。机会主义大师像空中猎鹰一样，一个俯冲便抓住了稍纵即逝的机会。CCTV总部大楼挣扎扭曲的姿态定格在那里，见证历史，真实而且触目惊心。“国际建筑大师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投身于中国建筑的“大跃进”运动之中，一个个精神抖擞，青春焕发，老当益壮。“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财大气粗的中国，俨然成为“国际建筑大师们”纵横捭阖的自由天地。不仅仅是北、上、广这样的大都市，甚至二、三线城市都出现了他们的踪影。地方政府一掷千金，求得“国际建筑大师们”一纸概念方案并奉为至宝。中国建筑师们则群起而效仿，好一番热闹景象！于是乎，奇奇怪怪的建筑，在神州大地雨后春笋般的崛起，争妍斗艳。旁观者清。陈丹青教授对此深有体会。在答上海《建筑设计新潮》杂志问中，他说道：“在号称自由、民主、私有化、个人至上的西方，我处处看到——仅就建筑为例——普遍的共识、规划、协调、纪律、远见，以及整体文化意识；而在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计划经济的、集体主义的中国，我处处发现——有建筑景观为证——公然的无序、违章、彼此掣肘、故意失控、短见、临时性、小集团利益、自作聪明，以及文化上的集体无意识。”陈教授指出：“中国城市建设呈现的不是五花八门的‘建筑设计’，而是招数百出的‘权力景观’。”（以上摘自陈丹青《退步集》第237页） “平心而论，‘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这两句话，中国当代建筑全都做到，全都实现了。”（以上摘自陈丹青《退步集》第240页）

【回到常识，回归理性】

中国建筑长期过度追求外表化感观，带来的结果，是将建筑的受众（使用者、观看者、拥有者）的欣赏水准“婴儿化”。就像卡通画一样，长时间的作用产生思维定式。这也许不能一味地责怪建造师，欣赏“异物”的决策者们才是主谋，而建筑师只是合谋、配角。《皇帝的新衣》中有两个“织布匠”，但如果把闹剧简单地归罪于这两个骗子，恐怕有失安徒生先生的良苦用心。这个故事的关键不是两个骗子，而是皇帝身边的大臣们。对建筑形式的盲从与膜拜，与我们极端物化的社会现实相契合，是一种集体的丧失理性的歇斯底里病症。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在陈丹青教授看来，“文化大革命”的遗产之一即空前庞大的“行政文化”，成为一种势力。这种势力所强力支配的一大领域，就是城市建筑。对此，他表示：需要重新认识整体的“人文水准”，包括建筑师的“人文状况”，几乎所有的领域内——包括建筑设计，我们需要的是常识。理性与常识，我们曾经拥有，也曾经被剥夺，但理性的光芒不会永远消逝。梁思成，这位中国建筑师的先驱，也曾把理性精神传给我们：“如果世界上艺术精华没有客观价值标准来保护，恐怕十之八九会被后人在权势易主之时，或趣味改向之时，毁损无余。一个东方老国的城市，在建筑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艺术特性，在文化表现及观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梁思成《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1944年）。“单纯从风格的狭隘眼界出发，对‘新’的追求十之八九会导致一时兴起的独断专行，一种反复无常的混乱”。——在普利茨克奖授奖仪式上，贝律铭如是说。贝律铭先生关注中国建筑的走向，具有思想家一般的前瞻性。他认为：中国的建筑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建筑师无路可走。他希望能尽快帮我们走出困境，找到新的方式——“那将是一种崭新的中国本土建筑。”中国改革开放至今，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城市化发展的过程，几乎是与传统文化割裂的过程。巨大的裂缝已经产生。值得庆幸的是，当代中国，我们还有植根于中国地域文化沃土之中的“本土设计”，正成长壮大。一批优秀本土建筑师的坚守与实践，正在悄无声息地弥补这个裂缝。这些真正的建筑师，代表着中国建筑师的未来。

【 结语：关于建筑方针】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建筑是人类创造的物质实体，每个时期的建筑都包含着其意识形态的信息。建筑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存在，它往往是社会精神和文化表情的自然流露。2016年，党中央再次重申我国的建筑方针，对当代中国建筑意义重大。“适用、经济、绿色、美观”的建筑方针，全面、科学，符合中国国情。在笔者看来，大凡“适用、经济”的建筑，都应该已经注重建筑节能与环保，加上“绿色”则是锦上添花。至于“美观”，其实最难定夺，其关键在于：我们的文化自觉、自醒和文化自信还能不能回来。但愿这一次，我们能回到原点，回到常识，回归理性。从今以后，“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以上内容引用自微信公众号：华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