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迎新大会上的问题
在天津大学建筑系1987年的迎新大会上，作为入学新生，我问了台上动员演讲的荆其敏教授一个问题──什么是好的建筑？从中学理科班升到大学，我们解题、考试是根据对错评判学业高低的，可是建筑学作业是怎么打分数的呢？我很好奇，自以为知道了分数高低的判断标准，就能知道真正好建筑的标准。
荆先生的回答现在已不记得了，估计是当时就没听懂。在后来几年的课堂上，我慢慢知道了老师的评分标准，也努力让自己按照评分标准去做课程设计，因此常常能得到不错的分数。到了毕业的时候，我便踌躇满志地将怎么做高分的设计作业和怎么做好的建筑混淆在一起了。直到工作了很久以后，我才明白学校对作业的评判标准只是为了方便教育，将现实世界简化、量化后的一种计分方式，像设计投标的综合评分系统，与现实中对建筑的评判几乎是两回事。
发现了这个差别之后，我对自己大学期间取得的成绩产生了深刻的怀疑，并蔓延到对建筑教育的整体体系。学校里的作业评判标准是否让真实建筑的价值判断变得更加遥不可及？事实上，现在我已几乎不能回忆起大学课堂设计课的所思所感，当年我和同学们如此认真对待、天天熬夜、“为伊消得人憔悴”的设计作业，并没有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作用？或者说是被有意无意地遗忘了？
二、复印机时代的建筑阅读
八十年代的校园，建筑类的资料以外刊及原版书为主，藏于系资料室，只能在有限的时间段阅览，并不能借出。因个人很难拥有，为了收集资料，用彩色胶片相机翻拍还是主流，但是限于成本，学生很难承担。复印的成本较低，但是只能是黑白效果，且照片复印耗费墨粉如果太多，还需要加钱。于是同学中流行的做法是仅挑线条图页面（主要是平面、立面、剖面、轴侧图等）复印，遇到杂志中喜欢的建筑照片，只好在资料室里用硫酸纸描图的办法一笔笔“拓”下来的，当然，用这种方式保留下来的手绘图更像是线描的透视图，材质、色彩均难以记录下来。
我比较懒，很少拓照片，通常是对着复印的平立剖面图想像其三维空间。在曲面空间还不常见的建筑作品中，这种阅读建筑的方式虽然抽象，却还可能。养成习惯后，它导致我对正投影图的喜爱和迷恋要远远超过透视图、建筑照片。这些没有三维空间模型软件辅助、纯抽象正投影的视图成为我们许多同学设计的起点，也是正式“上板”图的重点。正投影图讲究尺寸的精确性、构图、比例关系、和平面设计有密切联系，同时却高度抽象化了建筑材料、质感、甚至颜色。
直到今天，我头脑中开始构思方案时，往往还是抽象的空间在先，材料、质感和颜色是在之后的某个阶段发展出来的。这种学院式的建筑思维因其抽象能力，在遭遇复杂现实时具备一定优势，可以迅速将设计任务落位在平立剖各个维度的坐标体系内。但是，这种思维方式却不容易从建筑的材料、质感、颜色、甚至气味、光线、风向、声响、场所记忆等等获得最初的设计灵感及启发。Peter Zumthor在他的《Thinking Architecture》书中描写了他记忆中的厨房里的建筑细节，有光线、气味、材料、记忆等等，并认为是这种气氛构成了他对厨房的理解。我常想，这种感知建筑的方式，比起我在大学里通过杂志阅读建筑来说，是不是会更加接近常人对建筑的理解呢？而按照这种思维去设计的建筑，会不会带有更丰富的感情呢？
三、教室空间演变
我们二、三年级设计课的教室在十九楼，同年级甲乙丙三个班分布在4层的三间教室里，每个班30个人。教室大小可以放下30个左右的零号图板（1.2米*0.9米）绘图桌，刚好分4列摆放，每列7到8张桌子。虽然很少用到黑板，老师也很少上讲台，所有的桌子还是和传统讲课教室一样，一顺儿冲着黑板摆放。后排的同学看到的是前排同学的后背，左右相隔是通道。桌子都彼此分开，像孤立的岛屿。前后左右人的距离大约在1.5米到2米之间。
我的位置在黑板右侧的第一排，靠近教室前门。我将绘图桌转了90度，背靠平时不开的前门，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半围合的私密空间，其他同学也有类似的改变，而一些不靠墙的同学把桌子变成面对面的方式，释放较多的活动面积，大家在两年的使用中都多多少少尝试了不同的摆放方式，力图改变均质空间里不利于沟通和交流的家具布置，30个人的班级空间也变得不太单调了。到了年底班级party时，同学们又将桌椅临时改变位置……。渐渐我们都爱上了这个教室空间！不仅如此，我们也养成了爱串门到走廊里其他班级转转的习惯。
系里的老师显然也注意到了交流的重要性，设计课教室不应该像普通教室那样设计和布置。当四年级的我们搬入新建好的系馆时，发现设计课的教室有了重大改变。整个年级三个班的所有学生，近百人共用一个巨大的设计教室，无柱的大跨空间因为采用井字梁，层高有所牺牲。三个小班虽然大致按照区域分成了三大片，但是空间上却是完全连通的。这个当时颇为大胆的设计让我们兴奋，因为老师和同学们都期待有更多的跨班级的交流、讨论和融合会在这个创新空间出现。对于空间的少许压迫感、中部空间的自然采光不足、声音环境复杂、自然通风不够通畅等等“小”问题并不太在意。
可是很快，我就开始怀念十九楼的小班设计教室了。期待中更广泛的跨班交流并没有发生，而巨大空旷的教室又使每个人失去了可以依靠的私密墙角。这时我们才发现物理空间的开敞不一定就意味着能促进人与人的交流，相反，保证提供了私密和半私密空间的小型空间更容易让人沟通。我们对空间的设想和具体使用之间看来还有巨大的差距。而这种感受似乎是老师也无法教授传达给学生的，仿佛只有亲历后才能体会。到后来工作中，我常常会想起这个例子来，特别是每当我激动地想到一个我自己不曾亲历的异类空间形态时，我总会诚惶诚恐地担心，是否它还不如一个普通空间更合适？
大学建筑教育对我而言，实在是个难以捉摸的经历。似是而非、耳濡目染地跟从着老师、同学们学习，点点滴滴在课堂内外。可当我追朔自检时，发现思维历程里，更多的不是知识的直接获取，而是不断破除错误观念而获得的领悟。也许在学校的这几年，就是为了帮助我们在头脑中构建对建筑的各种疑问（而不是负责回答），并等待未来工作的我们逐一去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