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53年毕业于天津大学,之后便留校担任教学工作,至今已近60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究竟培养了多少学生已经无从计算了,但数量不会太少是肯定的,有了这么长的教龄,无论在大学、中学乃至小学教书的老师都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了。但有一点必须讲清楚,并非从教以来所有天津大学建筑系的毕业生都是我的学生。这是因为我教的是建筑设计课,不同于一般的理论课,它是分组指导学生。当年,不分专业,每个班约60位学生,分为4~5个小组,每位老师分别指导一个小组,每组有12~15位学生,每教完一个小组便轮换到另一个小组,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在5年的学习过程中很可能一次也没有教过。例如周愷,在本科的几年中我就没有教过他,我是他研究生阶段的指导教师,人们便把他看成是我的学生。其实,凡是教过他的老师都应当是他的老师。后来分了专业,我所指导的学生,其范围仅限于建筑专业,直接教授的学生就更少了。

执教时间长和门生弟子多都可被誉为桃李满天下,但这主要是着眼于学生数量,那么质量如何界定呢?孔夫子号称弟子三千,七十二贤,这里既有量的指标,又有质的指标。不过他的七十二贤又是怎么挑选出来的呢?这倒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学生水平的界定往往是模糊的,为什么不是71或73而偏偏是72呢,恐怕连孔夫子自己也说不清楚。本节的标题使用“俊秀三五枝”就是一个模糊的概念。3000与72换算成为百分比大约是2.4%的学生比较突出,能成材,大有作为。孔夫子所处的时代也不是今天可以与之相比的,学生的成就不仅取决于他的才智和勤奋,而且很重要的方面也来自机遇,据此,我是很不愿意把自己的学生分成三六九等的。应当承认,确实有少数学生在学校成绩不错,但在走向社会后由于机遇不佳而使其才能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对于这部分学生我只能深表同情。但学生的水平高低上下之分也是一个不容抹煞的客观事实。

多年以前去北京开会,遇到了老朋友——前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总编辑杨永生先生，闲谈间他突然冒出一句:“天津大学建筑系出了一刚二恺，在建筑界很有影响”,这“一刚”自然指的是我,“二恺”即指崔恺、周恺。可见,多年以前他们两位在建筑界已小有名气,这两位在学生时期就很冒尖,毕业之后又有很好的机遇,可以说是佼佼者加幸运者,从而成就了他们的事业。社会上有一些人恭维我,说是名师出高徒,我心里明白,我对于他们是有一些帮助,但从根本上说还是他们自己的聪明才智加勤奋努力加机遇,才在社会上站住了脚,并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反倒是他们的走红,反衬了我这位导师,这正像社会上反讽“名师高徒”的某些言论,以嘲弄对于当代教育的不满情绪。平心而论,还是老话“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说得公正、客观。作为老师应当也只能起到领进门的作用,以后的发展主要靠自身。老师应当有自知之明,切不可把学生的反应揽在自己身上,倒是应当反躬自问:是否尽到了领进门的责任。一个老师沉溺在名利场,只顾自己出成果,谋创收,难免连领进门的责任都没有尽到,那就愧对自己良心了。

在我所培养的学生中,成绩斐然的自然不止崔愷、周愷二人,但道理还是和前面所说的一样,主要是他们自己的造化,这里我也不便一一点名。然而,实事求是地讲,大多数学生还是平平常常,这自然也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特别是在极左思潮泛滥的那个时期,学习成绩好的同学往往受到歧视,即认为是在走白专道路或只专不红。那时不像现在,可以自谋职业,只要在毕业分配时稍稍给你一点惩罚,那么命运可就惨了。

机遇有某种偶然性,有时简直是可遇而不可求。但在一定情况下,也可以说掌握在自己手中。为人低调、谦虚谨慎,善于处理好人际关系往往有利于谋求较好的机遇,反之,过于张扬,不善于与人共事,即使有了好的机遇也可能丢掉。聪明才智带有一点先天性,这个问题往往牵扯到天性,很难说清楚,但从建筑学的学科特点看,至少还得对美术多少有一点兴趣。至于勤奋么,不用说是最为根本的,即使有了上述各种优越条件,如果没有这条保证,最终还是会一事无成。

反观我所教过的学生,凡是具备了以上各种优越条件,本人又勤奋好学,都已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即使地位、头衔未必很高。然而,要具备多方面的优越条件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总体看来,只能是桃李满天下,俊秀三五枝了。